书摘新大陆反击:梅毒是印第安人对征服者的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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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摘新大陆反击:梅毒是印第安人对征服者的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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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文节选自《瘟疫与人》,作者:[美]威廉·麦克尼尔,译者:余新忠、毕会成,出版社:中信出版集团

  一如既往,我们了解较多的还是欧洲的疫病事件。在海洋探险时代—1450年至1550年,有三种新疾病作为战争的副产品引起了欧洲人的广泛关注。一种是所谓的“ 英国汗热症”(English sweats),只是昙花一现,另外两种梅毒和斑疹伤寒则一直延续至今。

  梅毒和斑疹伤寒都是在长期的意大利战争(1494—1559年)中现身欧洲的。梅毒是在1494年法军进攻那不勒斯时,以流行病的方式暴发于查理八世统率的军队中。法军撤出后,国王查理解散了军队,士兵们于是把疾病广泛传播到了邻近国家。梅毒不只在欧洲被视为新病,当它随达·伽马的水手出现于1498年的印度,并在1505年—第一批葡萄牙人到达淄博15年之前,在中国和日本现身时,也都被看作新病。梅毒的症状通常相当可怕,以至于每当它出现时总会引起极大的关注。

  当代史料充分证明,梅毒至少就其经性交而感染的传播方式及其症状的前所未见来说,它在旧大陆是一种新疾病。但是,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,这或许不能归因于与美洲的接触,只要有某种引发雅司疹的螺旋体,在皮肤对皮肤的感染越来越无效的情况下,转而通过性器官的黏膜在宿主间传播,这种情形即是梅毒。

  然而医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。有些专家依然相信梅毒是美洲的舶来品,由此也佐证了当时人们的说法—这是一种欧洲人尚未形成免疫力的新疾病。梅毒第一次在欧洲暴发的时间和确切地点恰好又符合这一假说:梅毒的确是由哥伦布的水手从美洲带回欧洲的。这个理论在1539年一经公开,即在欧洲学术界赢得了普遍的赞同。

  很久以后,直到导致雅司疹和梅毒的螺旋体被证明在实验室里根本无法区分时,一派医学史专家才彻底摒弃了上述理论。要确认导致古人骨头病变的生物体,无论何种形式的证据,都还有待发展出精确而可靠的方法来验证。但如果这将是生物化学技术永远无法企及的话,便不可能取得充分证据,在这两种有关梅毒起源的对立理论中做出选择。

  不管梅毒对患者而言是如何可怕和令人压抑,它对人口的影响似乎并不特别显著。梅毒经常光顾欧洲皇室,法国瓦卢瓦王朝(Valois,1559—1589年)和奥斯曼土耳其(1566年后)的政治沦落,似乎就与两国统治家族中的梅毒流行有关。许多贵族同样也未能幸免。不过,皇室和贵族家庭没有健康的下一代,所加速的只是社会流动性,并在上流社会腾出更多的位置。梅毒对于社会中低层的破坏似乎不大。事实上在梅毒处于兴盛期的整个16世纪,欧洲总人口仍在持续增长。直到那个世纪末,梅毒的影响力才开始衰退。随着宿主与寄生体之间正常调适的出现,急性的感染形式正在消失。一是,较温和的螺旋体正在取代那些急切杀死宿主的那种螺旋体;二是,欧洲人口的抵抗力也在逐渐提高。即便面对资料缺乏的现实,我们仍愿意相信,在快速调适中没有发生有重大人口伤亡的情形,可能也出现在旧大陆的其他地方。

  斑疹伤寒也是如此。作为一种很容易辨识的独特疾病,斑疹伤寒首次出现在欧洲是在1490年,是由那些一直在塞浦路斯作战的士兵带回西班牙的。接着,在西班牙与法国争夺意大利半岛统治权的战争中又传到了意大利,并于1526年以新的强度迫使围攻那不勒斯的法国军队仓皇撤离。此后,斑疹伤寒继续周期性地暴发,并造成严重后果:摧残军队,清空监狱、救济院及其他“ 爬满虱子的机构”—用文学语言描述的话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“ 一战”,当时有200万或300万人死于斑疹伤寒。就能够表明人口增长趋势的零散史料来源来看,斑疹伤寒偶尔在军事和政治上显露出的重要性,对于欧洲或其他地方的人民而言,是其在人口的影响上所无法比拟的。斑疹伤寒毕竟是因拥挤和贫困而产生的疾病,统计概率使我们确信,仅就那些死于斑疹伤寒的穷人来说,如果传染疫病的虱子还没有把他们送往地狱,别的疾病也会很快把他们带走。特别是在城市贫民窟,或是其他营养不良的人们悲惨地拥挤在一起的所有地方,结核病、痢疾和肺炎等其他疾病都在争夺牺牲品。因此,若不是斑疹伤寒置人于死地的速度超乎寻常,或许就不会对人口造成特别大的影响,至少不像人们所感觉的那样有如此之多的人死于斑疹伤寒。

  “ 英国汗热症”是第三种新的(或看起来是新的)传染病,有两点值得注意:第一,它偏爱攻击上层阶级,正如近代脊髓灰质炎那样,表现出与斑疹伤寒相反的社会后果;第二,它在1551年以后神秘地消失了,一如在1485年神秘地出现。正如“ 英国汗热症”的名字所指,这种传染病首先暴发于英国,时值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(Bosworth)战场赢得王冠之后不久;然后扩展到大陆,并且因在上层阶级中产生高死亡率而引起恐慌。“ 汗热症”的临床症状类似猩红热,但这种认识在医学史家中还没有被普遍接受。它被视为新病的事实,并不说明它不曾作为某种温和的儿童病存在于其他地方,比如法国,亨利正是从那里招募了为他赢得王冠的部分士兵。虽说“ 汗热症”的情况比梅毒和斑疹伤寒更清晰,但并没有影响那么多的人,以致造成明显而全面性的人口后果。

  1529年那次可怕的“ 汗热症”的暴发,直接导致了路德和茨温利(Zwingli)在马尔堡(Marburg)的会谈破裂,他们没有达成关于圣餐仪式的共识。[38] 我们无法预料,更长的会谈是否会保证这两位宗教改革死硬派人物达成共识。但正是他们提前从传染病危险中的逃离,标志了路德教派和瑞士教派(不久成为加尔文教派)的改革路线自此分道扬镳,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之后的历史乃至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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